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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出历史的“周期率”
　　——从百年中国言论史说起
　　傅国涌
　　[2004年10月30日晚，浙江大学西溪校区讲]
　　
　　非常高兴有机会和这么多青年朋友还有周明初老师一起交流一点我对中国近代言论史的心得体会。小聂叫我来的时候，当时我们定了个题是不是叫“跳出历史的周期律”，那么这个题目太大了，我的意思是从百年言论史、新闻史说起。我们先从现在书店里正在卖的比较火的一本书说起，这本书叫《长河孤旅》，写的是一个水利学家黄万里。这个人跟我们言论史没有多大的关系，但是跳出历史的“周期律”这个话题是从他父亲开始的。他们父子两代对中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父亲黄炎培先生在1949年前从事职业教育，从事政治活动，曾经对中国有很深刻的影响。但是在1949年以后的黄炎培，可以说晚节不保。但是他的儿子黄万里，却在科学界、水利学界因为反对三门峡工程，反对三峡工程而名垂青史，成了中国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的标志性人物。49年以后，象这样的人物，我们随便怎么数，就数五个的话，肯定数能到他了。比如说马寅初、顾准、陈寅恪、黄万里、梁漱溟这也算一个的话，大的知识分子里头，能保持自己一点独立人格的，也就这么几个人。今天的话题不是黄万里，我们就此打住，到这儿。他的父亲，1945年也就是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曾经访问过延安，当时他是代表国民参政会的，作为六个参政员之一，到延安去见毛泽东，跟毛泽东有过一番著名的“窑洞对”，这个“窑洞对”里就提出了历史周期律这个话题。当时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见得多了，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团体，“其兴也勃矣，其亡也乎矣”，都是免不了一开始不错，然后很快就走向腐败，然后就衰落，就是这样一个周期律。他这个周期律说得非常感性，不是一个理论的概括，从这个大的角度来说，我们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这个周期律，实际上可以用两个词来说，一个就是我们的历史就是以暴易暴的一部历史，是这样的一个周期律，第二个就是成王败寇的历史。所以我们一直陷入了以暴易暴、成王败寇的这样的一种历史的恶性循环之中。每一次的王朝更迭，都是把前朝的历史重新地复制一遍。张家王朝衰落了，起来一个李家王朝取而代之，但是李家王朝并不会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也不会有新的文化因子出现，他照样跟前朝是换汤不换药，继续先是兴再到衰、再到亡这样一个周期律。所以如何跳出历史的周期律这个话题，到近代以后，自从我们有了报纸以来，这个话题就开始进入了社会层面讨论了。我们今天就从王韬到储安平这一段历史，来看看中国近代到底有哪一些人、做了哪一些社会层面的努力，来试图跳出历史的周期律。

　　我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长期陷入专制的王朝循环之中的民族，他要跳出旧的格局，确实非常困难。因为这已经是化入我们的血液，渗透到人的灵魂深处，我们的观念都是受世变循环的影响，所以我们中国形成了两个“统”，一个叫做“政统”，一个叫“道统”。这个政统是什么呢？所谓“政统”其实很简单，谁当了皇帝谁就是老大，谁说了算，这就是“政统”。刘邦当皇帝，那就是刘邦是正统，相反如果是陈胜吴广做了天下当了皇帝，照样，陈胜吴广就是正统，所以所谓的政统就是谁的力气大谁就是正统。也就是吴思讲的血酬定律，谁用血去拼，拼出来的江山就是谁说了算，谁就是主子，救世主。那么“道统”是什么？道统在名义上讲，他好像是以儒家的那一套东西作为中国的道统，实际上中国几千年来从来没有实行过儒家的这套东西，儒家的这套东西只是用来作为表面文章的。所以毛泽东很清楚这招，他用了一句诗“百代都行秦政制”，“秦政制”是什么东西呢？它的核心就是一句话，外儒内法，表皮上可能有一点儒的东西，实际上讲的是法家。他所谓这个的法家是什么？他这个法家一方面是严刑峻法，另一方面他这个法就是阴谋诡计，就是权术谋略。而中国人恰恰最喜欢这个东西，作为上层来说，玩政治就是玩阴谋、玩黑箱，底层社会来说，老百姓最喜欢什么，《红楼梦》前面有两句话，叫做“人情练达即文章，世事洞明皆学问”。这两句话就集中概括了中国底层社会的所有学问，这个学问是“人情练达”和“世事洞明”。其实就是让一个人成年以后，学会什么？学会世故，学会圆熟。所谓的世故圆熟，就是要让人变成一个用一个壳子，把自己装在里面，装起来，而不是说让你用真面目去见人。实际上跟上层政治里所说的外儒内法是一样的。秦始皇搞焚书坑儒，表面上看起来他对儒家是开杀戒的，实际上，他接受的那一套东西，诸子百家，实际上也就是一家而已。诸子百家，所有的家，都是没有超越现实功利的狭隘政治的集中关注。所以几千年的中国，一言以蔽之，我们整个民族，社会的重心始终是在狭隘的政治这个层面，我们的整个重心，都在帝王这里，在帝王将相这里。再扩大而言之，到了七品芝麻官，到了县一级，就是当官的人和当皇帝的人，他们掌握了整个社会的所有资源，从物质资源到精神资源，几千年都没有变过，社会的重心始终在这儿。所以我们中国要打破这个历史的周期律，走出一条新路子，毛泽东回答了黄炎培，“我们共产党人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个“民主”，黄炎培听了很舒服很高兴，我感觉黄炎培有点天真，有点幼稚，为什么说他天真呢，他不知道毛泽东讲的“民主”这个概念跟他理解的这个概念可能不是同一回事。根据我的判断，毛泽东讲的这个“民主”，可能不是他理解的人民自己起来作主的“民主”，而是我为你作主的“民主”。所有的“民主”的旗号都是谁打出来的呢？都是高高在上、掌握了天下的人[或企图夺取天下的人]打出来的一种旗号，就是我为你做主，是民之主也，而不是人民自主。所以黄炎培听了舒服，但是实际上做不到，这条新路实际上没有开出来。这条新路开不出来，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他不仅仅是制度层面的问题，他还有很多文化根底上的东西。包括我刚才说的，就是我们始终在观念层面上超越不了道统和政统。所以我们迄今为止还没有树立起一个能够跟近代文明相吻合的新的道统，而不是内法外儒的旧道统。新的道统，他必须是以人为根本，以每个个人的觉醒为根基的，就类似于文艺复兴之后西方所理解的人，而不是我们中国理解的人。我们理解的人是什么？我们理解的人就是顺民、臣民，是皇帝治下的一个小民、草民，所以我们把当官的人叫做什么父母官，意思就是子民。所以皇帝为什么还能够对老百姓不错，他认为这是它的私有财产，这个所有老百姓都是他所以能当皇帝的基础。他要把这些人当作它的子孙当作它的子民，这样来看待。那么父母官也一样，从县一级到更高级官员，也把他地盘上的人当作他赖以做官、赖以捞取好处的资本，是一种做生意的资本。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我们连“人的发现”都还不能说已经完成。那么要在这样一个土壤上建立起一个新的民主制度，确实是困难重重。

　　但是近百年来，中国的志士仁人，确实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试图在政治的层面之外，开出许多社会的独立的道路。比如说在科学这个角度来说，1915年，一批最优秀的留学美国的留学生，包括胡明复、胡刚复兄弟，包括秉志，还有竺可桢后来也参与了，还有杨杏佛这些人，还有任鸿隽，他们就创立一个“中国科学社”，办了一个《科学》杂志，一直到1949年都是中国最重要的科学团体，是一个绝对民间的没有官方背景的科学社团。这个科学社和《科学》杂志，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它产生的影响是我们今天的人所无法想象的。基本上后来开创了各个学科的人都来自于这些人。包括竺可桢办气象研究所，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桢早期办的气象研究所，那是中国第一个近代的气象研究所。包括地理学科的开创，也是在竺可桢手里完成的。当然还有丁文江他们比这个气象所更早，建了一个地质调查所，那几乎是中国最早的科学研究所啦，后面的这些都要比他晚。这些人，他们的选择，在我看来，就是在一个祖祖辈辈都把权力、把皇权看得重于一切的中国社会开出了一条羊肠小道，这是在科学方面。比如说在出版领域，以张元济为代表的近代出版人，他们创立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包括后来叶圣陶他们办的开明书店，完全独立的民间出版机构，就建起了完全可以跟世界上第一流的出版机构在理念上相通的这样的一些近代出版机构。再比如说在新闻领域，从1872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开始到1948年12月24日储安平创办的《观察周刊》在上海被蒋介石下令查封为止，这个七十几年时间，在中国出现了大大小小上千种独立的民间报刊，这些民间报刊就把中国社会带入了一个有可能变成近代文明的这样的一个新时代。但是他们的使命没有完成。这里头当然有非常复杂的国际、国内的因素，但是我们这个文化当中自身存在的一些杀伤性很强的对于异质文明因子很难接受的东西，也起了一些破坏性的作用。

　　我插一个事，比如说，仅仅就从政治层面来说，我们中国近代也产生过两个阳光一般的人物。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往往出现一个政治人物，他一定是漆黑的，一个不黑的人是不可能在政治舞台上成功的，因为政治讲的就是阴谋，就是权术。我们把权术看得高于一切，不会耍权谋，连小官都当不了，更不用说当大官，成帝王之业。所以这是免谈的事。那么在近代中国，由于他中间出现了一次社会转型，我们中国诞生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包括出现了孙中山这样的人物，当然孙中山有他很大的局限性，他身上也有东方的很多落伍的东西，还不能说是一个非常近代化的人。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孙中山的同时代人当中，诞生了两个阳光般的青年人，一个是宋教仁，另一个是蔡锷。这两个都是湖南人，他们都只活了30多岁，都是不长命，这也是老天爷对中华民族特别不公。因为他们确实是具有阳光一样的性格，宋教仁几乎是同盟会当中唯一一个真正懂得西方民主、懂得宪政这一套运作程序，对西方的法律、西方的制度了如指掌的一个人，是唯一的而且是。他留学日本期间，当其他人都忙于造炸弹、去从事暗杀，包括当时非常优秀的人物汪精卫这样的人，汪精卫后来是后来，但年轻时代是一代英杰，是一个“引刀成一快”这样的少年英雄，他们都忙于要去造炸弹，要去炸摄政王，炸慈禧，去炸总督啊，都是要通过暴力手段去改天换地的人，走的还是传统的以暴易暴的老路，所以我们现在对孙中山的评价不是特别高，虽然他首创了共和，但是他走的路子还是传统的以暴易暴的老路，而且它使用的基础力量都是帮会组织，利用的是哥老会啊，什么这个会啊那个会啊的会党力量，然后都是临时性的招募，就是说我给你钱，你给我卖命，打成了再给你好处，失败了流血牺牲那没办法，都是通过这种办法来推进它的革命事业。当然共和在他的手里，还是在名义上建起来了。

　　但宋教仁就不一样，他从一开始就非常自觉，他认为如果我们大家都去忙于造炸弹，都去搞暗杀，假如说中华民国建起来了，谁来搞建设，怎么样搞中华民国，谁都没谱。所以到了真正武昌城头一声枪响，一场纸糊一样的革命，就像纸扎起来的东西，不是一个很靠硬的革命，就把大清王朝267年的江山给颠覆了。所以这个东西是谁也预料不到的，历史永远有它的偶然性。那么厉害的洪秀全都颠覆不了的清王朝，被武昌新军的工程营几个小青年就颠覆了。那洪秀全比他厉害多了，洪秀全从金田村杀上来的时候，到了南京的时候他有几十万大军，但是洪秀全走的照样是传统的老路，也是要取而代之也，他如果登基，也许还不如满清，一样的角色，一样的要跟阿Q在土谷祠里想的一样，要这个美女阿，金钱啊，还有秀才娘子那张宁式床啊，洪秀全最喜欢的也就是这些，这个当然其他人也不例外，李自成进了城也是干这个，都一样，没有一个好东西。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基本的共性，不是人性来决定的。什么样的土壤长什么样的种子，要改变这个[状态]必须引入新的异质的文明东西，那么宋教仁身上就有这些东西。所以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以为大功告成，要去搞铁路去了，他要建二十万公里的铁路。其实是一个完全的空想主义，美国到今天都没有二十万公里的铁路。没那么长的铁路。那么宋教仁怎么想呢？以前我们是革命时代，我们的党是革命党，那就要拿出铁血的精神跟满清去拚，现在共和告成，那么我们这个党就应该转变成一个民主时代的政党，那么要拿出政见跟政敌去较量，让民众来比较，我的纲领好，还是你的纲领好，所以他对他的政敌始终没有敌人意识，他对袁世凯至死都抱有幻想，抱有谅解宽容。那么从今天来看，你也可以说是他很幼稚很傻，其实就是说他这个幼稚和傻里面，恰恰包含了一种新的文明心态，他把袁世凯不是看作一个你死我活的敌人，他把袁看作一个对手，政治上的对手，是可以展开竞争的，在选举的框架下，袁世凯可以做总统，我可以做总理，这都是可以竞争较量的。所以他这个幼稚里面恰恰是有新东西在里头，他就是这样一个阳光一样的人物，他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透明的，他的想法是透明的，他的手段是透明的，所以很容易在中国这个黑箱的政治当中被阴谋手段给掐杀，现在有人考据说不是袁世凯下令，可能是别的人自己擅自作主张，这些其实都是次要的，反正宋教仁被杀了，中国再也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因为这样的人只出现一次，不能复制。

　　另一个人蔡锷，他跟宋教仁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政治家，他是一个军人，但是在近代的职业军人当中，只有蔡锷是最富有知识分子气质的，假如蔡锷活着，那么民国军阀混战的格局就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他所具有的那种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全国性的声望，他手里所掌握的基本部队，都足以让他在民国的纷争格局当中发生重大影响。但是他只活了三十多岁就病死了，所以天不假人，没有办法。我之所以说蔡锷是一个阳光一样的人物，是因为他跟袁世凯有很深的交情。他能够到日本留学是袁世凯资助他去的，他年轻时候跟袁世凯是有这样深的交情，至死他对袁世凯都怀有感恩之心，但是他还是毅然地站起来，拿起枪反对袁世凯称帝，为什么这么做，不是为了要取而代之，更不是为了打败袁世凯之后，我蔡锷要分更多的地盘，要做更大的官，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是不值一提，他说过一句话，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也”，这句话的分量在近代史上非常重，应该进入思想史，但是到目前为止，研究思想史的人还没有重视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它里头所包含的新的文明因子是足以让我们大开眼界，我们自古以来当兵的带兵的，打仗厮杀都是为自己获取更大的利益，或者为自己某一个效忠的对象卖命，而没有人说我这样做是“为国民争人格”，而争下人格之后干什么呢，他说得很清楚，他跟梁启超——他的老师约定，如果事成那么我们一起隐退，如果事败一死了之，一不逃入租界，二不逃到外国，让人看不起、看笑话。结果呢袁世凯的洪宪王朝被他打倒了，事成了，事成他实现自己的承诺，事成几天之后他就宣布辞职，然后去了日本治病，结果就死在日本。

　　这两个人都是湖南籍的，这两个阳光一样的人物，如果按照他们的思路，按照他们当时的观念来改造中国，或许近代的中国会有很多的转机，可惜历史没有假设，历史就是历史，它是发生过的事，不是我们可以去假设的，所以说地上不能造天国，乌托邦永远是乌托邦，因为历史不是在小房子里虚构出来的，无论多么伟大的人，托马斯·莫尔也好，康帕内拉也好，你的《太阳城》、你的什么《乌托邦》，还有更伟大的人构想出更伟大的社会，那都是一种虚构，哈耶克不相信这些东西，波普尔也不相信这些东西，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近代以来，包括胡适到后来的顾准、李慎之在内，也最终都不相信这些东西，因为这个书斋里构想出来的东西，它不符合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只有从地上长出来的东西才是可靠的，你虚构一个东西再去套这个东西在地上去建，这不是造房子，所以社会它还是有自身的规律。中国要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一方面是要寻找跟人性相吻合的这样一种社会生活方式、文化观念、新的思想，另一方面就是必须把社会从国家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我们自从近代以来，喊过很多的口号，比如说个性解放，思想解放，这些口号本身都很好，都没有错，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喊过社会解放的口号。最近有一本书在民间悄悄流行，是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会》，崔卫平教授她们翻译过来的，在这本书翻译完成以后呢，崔卫平教授经常跟人讲一句话，他说米奇尼克他的思想当中最重要的核心的东西就是倡导社会解放，社会的自我解放。我前面讲，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只有一个重心，社会的重心始终在王权这里，在官家这里，那么社会是臣服于权力之下的，他是一个附属品，他没有独立的东西，现在如果说我们要走出这个周期律，跳出这个周期律，必须社会有自身的空间，自主的空间，只有这样，社会解放才有可能起步，那么在这个社会解放过程当中，新闻自由是一切自由当中的自由，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前提，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一切免谈。

　　那么，近代中国之所以跟古代有了一些区别，有了一些变化，它的前提也是跟我们有了新闻纸有关的。我们中国的学者，在研究学问的时候，非常喜欢什么东西都是古已有之，比如说英国人李约瑟他搞一本《中国科技史》，洋洋几大卷，这里头讲什么东西中国古代都发明了。中国人特别开心，觉得这东西很过瘾，满足了我们一种民族虚荣心、民族自大狂，所以我们自己做学问也一样，做什么东西，中国的学者往往说我们古代就有了，你西方什么时候有了，我比你更早，你比如说报纸、新闻纸，报纸在西方可能就叫新闻纸，那么我们的学者就要皓首穷经，去考据、去寻找，要找出我们在唐代某一个时候我们西北打仗的时候，边防军之间互相传递有一种战报一样的，这个东西在敦煌的卷子里面发现了，这就是报纸，那比人家西方要早了好几百年。所以我们的新闻史往往要从古代写起，我们有“中国古代新闻史”，这不是荒唐吗，中国古代哪有新闻史啊，所谓的新闻，你的这个报纸是真正的西方意义上说的新闻纸么，你这个不是啊，你这个可能是传单，可能是文件，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可我们往往这样推。当然现在有一个专门做新闻史的山东学者叫陈玉申，他写了一本《晚清报业史》，他的第一章开宗明义就否定了这个观点，他说新闻纸就是舶来品，就是近代从西方传过来，通过传教士过来的，我们的第一份中文的杂志是在马六甲诞生的，那是一个传教的产物，人家是传播基督教的，那当然不是新闻意义上的，但是这种形式就是从这里开始，那么真正是中国人创办的、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第一张成功的就是《循环日报》，在香港创办的。在本土的有上海的《申报》，但是他不是中国人办的，是外国人办的，但是他聘用的全是中国人，它用的主笔都是具有秀才头衔的人，然后呢是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来编排的，这个报纸的影响，由于它办了七十八年，一直到49年才停刊，所以它的影响远远在王韬的《循环日报》之上。《申报》由于是外国人办的，我们就不把它当作中国人自办的，是外国人在中国租界办的一个报纸，所以王韬办的那个报纸就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正是在这个报纸上，王韬这个人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轮全新的跋涉，这个跋涉的意义超越了中国几千年读书人功名科举的考量。本来王韬也是一个传统的读书人，也有过秀才的头衔，因为一个偶然的事件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他本来无意当中化名给太平天国的李秀成上了一个折子，就是提出一些看法，希望能够被太平天国采纳，因为他的家乡跟这个地方比较近，然后他又当时在上海工作，结果这件事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清朝给破获了，所以他只能化名潜逃，定居到香港，然后就开始他新的生涯。他办报的意义在我看来就是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人生模式，因为按道理在中国的传统格局下，一个人不通过科举功名的办法，考上举人、进士，那是没有社会地位的，读书人不可能获得社会地位，只能是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路子，走的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路子，要“学成文武艺，卖于帝王家”，不卖给帝王家那就是一分钱不值，除非是极个别的，象陶渊明啊，比如说严子陵啊，去做隐士，但这些隐士往往都是因为有特殊的身份，已经在社会上有了声望，然后再去隐居，后世的人才知道他，要不然老早就被淹没了。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王韬在无意识当中的一个选择，就开始了一种近代的转型。我觉得知识分子的名号如果说在中国出现，最早的，第一个人，不是魏源，当然更不是林则徐，也不是龚自珍，也不是徐继畲，这些人基本上是官僚和幕僚，应该是王韬，王韬的社会身份非常单纯，就是个职业报人，终其一生没有作过官。那么从王韬开始，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可以不走科举仕途，完全就是靠自己的能力关怀社会，批评权贵，通过报纸刊物的新型载体登上历史的舞台。我觉得本来顺着这条路走下来，我们的路应该是很顺的，应该是可以跳出周期律之外，形成社会的自主空间，形成社会的自身的独立解放的力量，那么朝廷是朝廷，社会是社会，朝廷只是我们社会纳税给他来给我们服务的机构，用通俗的话来讲，也可以说是一个物业公司，政府就是一个物业管理公司，我们都是业主，我们业主出钱，雇他们来给我们办事，因为我们有别的事要忙，不可能事事都自己去做。当然，这是要建立在有舆论空间的前提下，这个舆论空间，在近代最重要的标志就是靠报刊，王韬他开创的这条道路，在他之后我们知道出现了这个梁启超、邵飘萍、林白水、张季鸾、胡政之，一直包括胡适在内，包括五四时代的陈独秀在内，一直到后面的傅斯年、储安平、王造时、罗隆基这些人都是在这条路上，他们最起码在人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曾经是以言论报国的、以文章报国的。《大公报》的总编辑王芸生讲过一句话，他生平所怀的志愿是什么呢，就是“文章报国之志”。所以叫他当官，他说我不当。几次三番蒋介石派人来也好，陈诚派人来也好，送这个聘书啊，送钱啊。他用的一句话，用司马迁的话，叫“戴盆何能望天”。他说我头上戴了一个盆，这个盆是什么盆，就是新闻记者的盆，我戴了这个盆，天看不见了，所以我就不要别的了，官就免了，不当了。保持这个独立的身份，我可以批评政府，也可以批评革命党。所以他对国、共两党是左右开弓，都可以骂。当然两方面都不舒服，国民党说你王芸生骂我们，那么你肯定是“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你是第三国际派来的。共产党说你批评我，你王芸生是国民党的走狗，你这个是“小骂大帮忙”。你对国民党其实是心里面爱得要死，骂也是“打是亲来骂是爱”的那个骂。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近百年的言论史上面，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人物、那么多的报刊构成的这个画卷，就今天回过头来看，是完全可以跟世界报业史上曾经出现的那一幕幕相媲美的。《纽约时报》最激动人心的一幕就是它敢跟这个美国的五角大楼抗衡，跟这个美国国防部打官司，而且最后他们独立的司法审判，就是报纸赢了。那么在中国的百年言论史上，我们也出现过很多可以跟这样的故事相媲美的事，比如说有一个叫成舍我的报人。他二十六岁，以几百元大洋的小本钱，在北京开创了著名的“世界”报系。办了三家报纸，先是《世界晚报》，然后办了《世界日报》，后来办了《世界画报》。三个世界构成他的这个“世界”报系。后来在上海办过很有名的，一个小报大办，叫《立报》。在这之前，他在南京办过《民生报》。在南京办《民生报》的时候，他得罪了他的亲戚，这个人叫彭学沛，是当时行政院的行政处处长，看起来官不大，但是权很重，他们俩是亲戚，但是彭有贪污腐败的行为被他们的记者抓住了，那个记者问这个成老板，要不要登，是你的亲戚而且是。他说只要你调查的事实是真的，当然登，什么亲戚，这个不考虑的。登出去，首先就得罪了彭学沛，第二个得罪了彭学沛的上司，因为这有损于行政院的形象。当时行政院的院长是汪精卫，那是1934年，汪精卫那时跟蒋介石正在合作、搭档。你想一个报人得罪了一个行政首脑，这个是什么滋味，当然一开始是打官司，打官司在民国的格局下还有一些司法独立。这个官司打下来是不了了之，叫他们庭外和解。所以彭学沛怀恨在心，汪精卫也怀恨在心。接下去的事就是找一个借口，一个借口是很容易找的，你在办报，你在做事，哪一天哪一条消息觉得有一点麻烦，可以找你的麻烦，那么就找过来啦，所以就把他抓起来了，一抓一关然后就把报纸一封。报纸封了以后，关了以后，这个官司最终还是要了结的，他还得要讲道理。那么成舍我官司了了出来以后，人家就放话说，你如果要继续办报，继续在南京办报，胳膊扭不过大腿，你得跟行政院长大人妥协。就是认个错，认个错、服个输就好了，没事，就可以继续干。成舍我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就跟《纽约时报》跟这个国防部打官司一样。他说行政院长他不可能一辈子当行政院长，我要做一辈子的职业记者。所以我不向他低头，我宁愿不在南京办报，我也不向他低头。我们可以理解这句话的分量，虽然他输了，在我们中国发生的历史上是输了，美国是赢了，但是这句话在本质上，在精神层面上，还是跟人家的报业精神是一样的，就是不惜牺牲一切，要说出事实的真相。